就目前来说，数字游民的活动更多是唤醒城市居民原本就有的记忆，让大家重新重视公共生活与社区文化，重新关注公共性、可传承性与可持续性。这其实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价值尺度。如果城市居民能够拥抱这一价值尺度，拥抱闲暇，也就有希望向数字居民转化，从而逐渐摆脱内卷，恢复公共生活，推动社会结构转型，同时提高文明发展的可持续性。
撰文：冯光能，歪脖三观签约作者，小光的修真世界创始人
编辑：卡卡
在《生境与希望：从躺平无为到照亮世界的数字游民》一文中，鄙人论证了现代文明最紧迫的问题在于公共生活逐渐消解，沉浸在“挣钱—消费”循环中的现代人被工业技术体系自身发展的趋势所裹挟，越来越难以回应现代文明提出的各种挑战，比如：社会结构僵化、学术工业化、金融泡沫、虚无主义、战争、人口老龄化、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物种多样性降低。这诸多问题导致了现代文明处于不可持续的加速发展趋势当中。当然，也恰恰是这样的挑战，开启了对话的机会。
01、数字游民与公共生活
作为社会实验，数字游民的行动正在唤醒的是人们关于公共生活的记忆和可能性。
首先，数字游民展示了可能的闲暇时光。闲下来了不一定要挣钱和消费，也可以是大家聚在一起，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仅仅是从天性出发，在所栖居的环境中做想做的事情，或者是单纯关注社交活动本身，并对这些活动进行记录，让共同生活的时光沉淀成为生命中的一份记忆，就像DNA创始团队所做的那样。
其次，数字游民也展示了一种共同生活与学习的方式，比如在面包树花园，大家通过食物自由营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在精神成长营中开展读书会等活动，参与者们会关注对话疗法，在对话过程中相互关爱、相互治愈，促进彼此灵性生命的生长，或是描述各自理想的生活方式。
再者，数字游民展示了一种讨论公共事务的方式，比如在Zuzalu，新的环境削弱了身份差异，让秩序的涌现变得可能，不同身份的人能够敞开来交流，在对话过程中不预设立场，自由辩论、结社、反对和建设，彼此间相互启发，真诚地探讨文明所面对的挑战。
对于大多数城市而言，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中有许多可迁移的成分，原因在于，许多数字游民的活动其实只是重新揭示了那些大城市居民原本就拥有的可能性。
比如，当我们和身边朋友聊起社牛KC的故事，我们往往会感慨，原来当一个人意识到死亡是唯一确定的事情，开始选择拥抱不确定性，并且愿意主动抛对方感兴趣的话题，性格就会变得开朗，就会慢慢和身边的人分享记忆，让生命变得越来越有趣。
又比如，当我们和身边朋友聊起cher的故事，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画面感：在落地窗画画、写诗，在一张张废纸条上写字，把一个个塑料袋剪成不同的形状，使用绳子创造约束的感觉……类似的行动是可以迁移的，我们也可以借助身边的一些简单物品，通过灵感与创意，做成一个展览，展示空间的诗学。
城市生活中并非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只是大家常常在快节奏的生活中遗忘了这些可能性，或是难以摆脱激烈的竞争氛围，难以化解每天都在不断产生的斗气，也就难以静下心来和朋友们享受生活；或是背负了太多的包袱，不敢让自己的精神放松下来，习惯性地盯紧近在眼前的目标，也就更难以基于对全局的把握觉察整个城市的其他可能性。这都是正常的，因为历史具备庞大的惯性，城市居民也没有必要奢望在一天两天之内就挣脱历史的庞大惯性。
不过同样，我们也要对历史的惯性有所自觉、有所反思，现代城市的加速发展而又不可持续这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虽然现今我们每个城市居民都置身在这样一股趋势当中，虽然我们每个人的能力都是微弱、渺小的，虽然我们暂时都没有能力立即从这股趋势当中抽身而出，但是，未来仍然是由我们每个人的选择所开创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推动社会完成结构转型，是一项需要每个人都参与进来的事业。
02、金字塔幻觉
我们往往会有一种幻觉，即认为我们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结构，通过学历、资本等硬指标划分阶层，比如找工作投简历，学历往往构成了一个高效的过滤器，学历不够格，接下来就不用谈了。公务员也是类似的道理，所以在最近几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全民考研、全民考公的热潮。
这样的幻觉既是貌似符合实际的，同时也是有一定历史沉淀的，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封建王朝时代，权力自上而下单向传输，社会权力结构偏向静态，的确呈现出类似金字塔的格局；第二，就目前来说，整个社会确实存在贫富差异，如果单纯考察资本这一维度，整个社会的资本分布确实近似呈金字塔型。
这种幻觉并不隶属于某个人，而是根植在大多数人的心中，成为了一种集体幻觉，或者说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按照阿多诺的定义，就是“必要的社会幻觉”，或“必要的错误社会意识”。需要注意的是，意识形态并不是一般的错误社会意识，而是广泛被认为是正确的、但其实确实是错误的社会意识。同时，虽然意识形态是错误的，但又是必要的，除非有了更好的替代品。
一方面，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作为幻觉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我们目前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型的，并且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自身所处的位置。另一方面，这确实又是一种幻觉，而且这种幻觉会产生糟糕的历史后果，所以我们会强调它是错误的。
首先，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根植于古老的技术环境，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没有民主观念，人与人之间沟通不便，权力的运作方式是纯粹自上而下的，权力的结构也就偏向静态，社会阶层就倾向于固化。而现代社会中，我们有了互联网，信息沟通速度大大提升，每个人所受教育水平都得到了提升，每个家庭、每个企业、每个政府机构都是一个小小的金字塔，每个金字塔的规模大小都不一样，每个有号召力的人都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不同节点连接了金字塔的内部和外部。在这个意义上，之所以说是幻觉，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不是金字塔，而是金字塔群，这个金字塔群由一个个规模不同的小金字塔组成。
其次，这种幻觉带来了极其糟糕的历史后果，一方面，大家幻想着有一个无比强大的金字塔尖，什么事情都是金字塔尖说了算，所有责任都由金字塔尖承担；另一方面，金字塔尖的能力、影响力都是有限的，许多问题的后果无论在逻辑层面，还是在实际影响层面，其实都难以和金字塔尖产生直接关系。于是，最终我们发现，我们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全都是无主之债，既找不到责任承担者，又找不到解决方案。而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运作形成了庞大惯性，这种惯性会压倒一切试图向好的改变。原因在于，不存在一个能够力挽狂澜的金字塔尖，与整个金字塔群所凝聚而成的历史惯性相比，每个单独的小金字塔都是脆弱不堪的。
在这个意义上，金字塔型结构作为意识形态，带来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如果大家对这种意识形态缺乏足够的自觉，仍然希望有一个“超级英雄”出现，仍然渴望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的方案，那么每个人都是表面无辜、实际却阻碍社会结构转型的罪人。
如果历史惯性本身是好的，那么其实也无所谓，大家都安于现状就可以了。问题在于，现代社会形态是一种工业文明的形态，受效率逻辑支配，处于源源不断的生产状态，已经发展到了趋于极限的状态，根本停不下来。这消解了人们的公共生活：每个人都受内卷折磨，又深知这种模式无法持续，却看不到走出困境的希望。
对于每个小金字塔来说，在这种历史趋势当中也很不好受，原因在于，如果小金字塔不遵循效率逻辑，而是试图讲情怀，那么根本就无法生存。而一旦遵循效率逻辑，都开始追寻资本的增殖，那么不同小金字塔之间就呈现出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发小金字塔的活力，但也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损耗。另外，小金字塔内部也呈现出激烈的竞争关系，带来了许多内耗。更致命的问题在于，数字化的资本不存在上限，但存在马太效应，所以如果根基不稳，小金字塔的生存环境会变得非常恶劣。
之所以会面临这样糟糕的境遇，根源还是在于大家没有正视技术环境，没有拥抱技术环境提供给我们的可能性，深陷在过去的意识形态中无法自拔。毫无疑问的是，社会结构转型乃是大势所趋，而这种转型需要的既不是自上而下的指令，也不是自下而上的反馈，而是诸多节点之间的积极对话，是每个人的主动思考与行动，是人与人之间的协商与合作。社会结构转型的前提是意识形态的转型，是思想的解放。
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毫无疑问，社会结构转型是可能的，因为每个小金字塔的规模是有限的，船小调头易，伴随越来越多的小金字塔完成结构转型，社会秩序就会变好，每个人的生活也会变好。与此同时，在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影响身边的人，影响自己所寓居的小金字塔，进而影响更多的小金字塔。
03、社会结构转型的基本逻辑
无论是金字塔结构，还是金字塔群结构，其实都首先作为观念，在每个人的意向生活中存在。如果相信的人多了，它们就成为了意识形态。也就是说，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并不是物质形态的转型，而是意识形态的转型，是观念的转化，是思想的解放。伴随越来越多的人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公共生活就能逐渐得到复兴，不同小金字塔之间就可能从竞争关系转化为合作关系，许多大问题就能在协商过程中被逐渐分解，整个社会就有希望呈现出向好发展的趋势，挣脱工业文明带来的庞大历史惯性。
目前来看，我们社会的意识形态仍然受金字塔结构支配，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社会运作模式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稳定，坏处则在于过于稳定，或者说僵化。受金字塔结构意识形态影响，新的岗位总是难以在旧有的价值尺度中找到位置，在孕育过程中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就如道格拉斯所说的：“所有在我出生之前发明出来的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所有在我15–35岁之间发明的东西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所有在我35岁之后的发明都是反人类的。”
新岗位难以诞生，社会也就难以回应日益多样化的就业需求，比如一个学习了前沿专业的大学生，可能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结果只能挤破了头往旧的岗位中钻，所学的东西也就成为了一种资历，而无法发挥它应有的意义。同样，由于旧岗位有限，如果求职人数超过了岗位数量，而理想的岗位又是稀缺的，那么就业就会变得艰难，内卷也就不可避免。
可以发现，当今社会，生产力已经能够满足人类的日常所需，大多数岗位其实已经不再关涉实际性的生产，而仅仅是用来维持阶层秩序。这也就是说，内卷的结果并不是给大家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而反而是让大家生活得更累，社会底层承受的压力更是与日俱增。社会底层的惨状又让中产阶级担忧和恐惧，为了防止阶层跌落，更加拼命地内卷，进而让内卷变得更加剧烈。整个社会处于恶性循环的状态当中。
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对这种恶性循环产生自觉，并且意识到：社会向好的出路在于让底层也生活得有尊严，让底层的生活也丰富多样，让底层也能享有闲暇，或者说，最重要的是，让“底层”不再作为金字塔结构中的底层，而是作为一个丰富多元社会中的有机的一员。
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的社会结构其实呈现出金字塔群形态，而且不同金字塔之间存在相互呼应的节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整个社会更可能发展成为一个万花筒：每个小金字塔都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其他小金字塔的存在，衬托着其他小金字塔的存在，诸多小金字塔之间存在有机的联系，积极对话、相互协作，最终让每个人都能自我实现，呈现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精神面貌。在万花筒结构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能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彰显自身的卓越。
在这个意义上，万花筒社会其实是一种应合技术趋势的社会理想。
这种观念转型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当然也并非不可能的，因为技术具有敉平物质生活水平差距的力量，比如，一个富豪用的上万元的手机，与外卖小哥用的千元左右的手机，在功能上其实差别并不大。只不过，在金字塔结构中，外卖小哥被系统胁迫，拼命提高效率，而难以拥有闲暇，与此同时，由于被系统胁迫的外卖小哥效率过高，所以外卖行业的饱和人数下降，还有许多找不到工作的人想做外卖小哥而不得。
如果我们关注人的境况，围绕人的生活境遇反思当前社会，就会发现，如果我们关心社会福祉而非剩余价值，关心文明兴盛而非个体效率，那么就可能找到新的出路。
对于居民的公共生活而言，闲暇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摆脱了效率至上的逻辑，许多学习了前沿专业的大学生，也就能在工作之余拥有闲暇，他们可以在城市中找到一些聚居地，效仿数字游民，开设各种沙龙聚会，吸引城市中各个阶层的人士参与对话。这样，大学生们的专业没有白学，城市中的公共生活也得到了恢复。如果城市里的聚居地的地理分布合理，每个社区的人都能就近前往聚居地参与聚会活动，那么在复兴公共生活的同时，还能降低交通出行，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
聚居地未必一定是线下的。在数字游民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会议软件的视频直播功能，线下活动与线上活动是可以结合的，或者单纯的线上活动也是可行的。
其实，我们现在所操心的买房问题、养老问题，并不是最紧迫的问题。原因在于，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在首位，仍然按照效率逻辑行事，不改变社会结构，就难以诞生新的岗位，大家就还是内卷的状态，无论买房还是养老都仍然很艰难。而事实上，大家用来内卷的精力，其实都可以用来关心老人和小孩，关心爱人与身边的朋友，乃至创造新生活。
反过来，当公共生活得到复兴之后，大家通过对话就能协商出新的价值尺度，经济秩序也就会逐渐恢复正常。同时，由于我们的产能已经过剩，所以一旦经济秩序恢复正常，一旦经济秩序能够促进社会资源得到合理分配，社会的岗位逐渐变得多样，让更多的人能够就业，让更多的人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这样，每个人都生活都会通往自洽，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开创这样一个向好的趋势，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
可以发现，如果我们能够在数字游民身上看见那些被我们遗忘的可能性，我们就重新拥有了希望。如果我们能够围绕希望进行对话，让希望变得越来越具体，逐渐建立起越来越多的共识，逐渐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就有可能逐渐推动社会结构转型，让社会朝向作为理想社会形态的万花筒结构转化，逐渐消解阶层固化带来的诸多弊病，复兴公共生活，同时提高文明发展的可持续性。
事实上，人类社会总是处于时间之流当中，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让人类内心得以安宁的，其实是一种向好的趋势。比如，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大家物质生活水平并不如我们现在，但是人们的精神面貌不一样，大家能够看见希望，积极地聊想法、做事情。当然，往回看不是不可能的，但却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这个时代，技术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了，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任何一个问题的结构都变得更加复杂。这也就需要我们更多地关注想法，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关于想法的对话。
04、闲暇与对话：城市生活的最高形式
技术史先驱芒福德认为，对话是城市生活的最高形式之一，城市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剧场。城市生活之所以有趣，就在于不同人能够扮演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能够对话，在对话过程中，每个人的人格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如果没有对话，那么城市也就不再作为城市，而是成为了一座座孤岛，城市也就失去了灵魂，城市居民也就失去了公共生活。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重视对话，重视公共生活，那么，我们就能发现，数字游民之所以能够带给我们启发，是因为他们在积极拥抱技术环境提供给我们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是乡村居民和城市居民都拥有的。也就是说，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在于我们理解技术环境，从而能够意识到过去价值尺度的局限性，积极对话，从技术环境提供给我们的可能性出发，对文化、政治、经济秩序进行协商，逐渐探讨出新的价值尺度。
就目前而言，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大家所寓居的技术环境其实也存在诸多显而易见的优势，比如：1.产能充沛，产品多样，能够满足大家的各种物质需要，使得闲暇得以可能；2.信息丰富，信息传播速度快，互联网能够源源不断地向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满足我们在知识、社交、娱乐等各个维度的需要，使得我们能够通过各种软件完成各种形式的对话；3.交通便捷，无论是旅游还是探亲访友，都非常方便……
只是，受金字塔结构意识形态影响，阶层固化导致的内卷使得我们缺少闲暇，也就难以拥抱技术环境向我们提供的诸多可能性。比如，当我们沉沦在“挣钱—消费”的循环中时，当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学习了新的专业知识却找不到合适工作时，当我们为买房问题、就业问题、养老问题感到焦虑时，我们都错失了闲暇，也就错失了技术环境向我们提供的丰富可能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们能够看清社会转型的逻辑，重视闲暇而不再是效率，让个人、企业、社会形成联动，逐渐朝向万花筒结构的转型，通过拥抱新的价值尺度，让社会底层也能生活得有尊严，那么，我们不仅有希望逐渐消解阶层固化带来的种种恶果，还可能给现代工业文明找到新的出路。
新的出路根植于我们对信息技术的认识，也就是说，让我们围绕信息技术探索新的价值尺度。显而易见的道理是：相比工业技术，信息技术更加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比如，我和一位朋友通过互联网对话，消耗的是少许精力、少许时间、少许电能，而如果我乘坐飞机、高铁这样的交通工具去看这位朋友，消耗的就是较多的精力、较多的时间和较多的化石能源。
按照传统的观念，互联网的这种特性会让对话显得“廉价”，以至于网络上的对话让我们感觉到“分量”不够，大家或多或少还保留着一种“重要的事情需要面谈”的惯性思维。但如果我们能够感受到对话本身的分量，能够尊重对话活动本身，那么互联网的对话也可以是正式的。其实，对于许多学者来说，通过邮件进行对话的分量已经比面对面的交流分量更重了，也更能把事情说明白。对于亲人来说，许多难以通过邮件传递的情感在有的情况下也可以用过语音传递，多年的分离反而让见面变得更加美好。对于教师来说，会议软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取代课堂，如果最终的考核形式也能通过线上进行的话，线上教学的效果未必就比线下教学要差。
当然，这并不是说肉身的在场对于对话来说就丧失了必要性，对于对话活动来说，在场的肉身所组建的场域仍然是独特的，肉身的呼吸、肉身的节律、肉身的灵性、肉身的情态之间的交织是难以通过网络实现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恰恰是由于肉身在互联网对话中的缺席，才让我们更加注意到肉身在场的独特性。
也就是说，重视互联网的对话并不意味着轻视肉身在场的对话，恰恰相反，当我们重视互联网对话时，我们重视的其实是对话本身，这反过来还会增加我们对肉身对话的独特性的认识。
05、社会结构转型的价值尺度
理论来说，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乡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大家其实都是潜在的数字居民，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数字居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大家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时间越来越多，越来越依赖信息技术，而且也开始通过信息技术与身边的人建立关系。
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使用了电子产品，也不在于沉浸信息技术的时间，而在于我们衡量生活意义的价值尺度。如果我们仍然坚持效率逻辑，那么电子产品只是提高沟通效率的工具，比如原本需要花时间面谈的事情，用聊天软件很快就能谈好；如果我们关心公共生活，重视每一次对话，那么信息技术就是促进对话发生、提高对话品质的媒介。所谓数字居民，其实就是善用信息技术的居民，就是把生活的基本逻辑建立在对话之上，建立在信息技术之上的居民。
如果大家对公共生活诸多形态有了认识与期待，就会在满足了基本生存需要之后，从“挣钱—消费”的循环中跳出，更加关注人与人的关系，把公共生活本身作为理想加以认识。同一聚集地内的人可以通过打招呼认识、相互熟悉，组织一些公共活动，复兴社区文化，就像过去的乡村生活那样，大家都非常熟悉。而与过去乡村生活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可以把这些公共活动的过程记录下来，共享到作为公共对话空间与公共记忆空间的互联网平台。
由于我们着眼的是数字居民的公共生活，所以在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把社区作为基本的关注单位，在这方面，706城市计划其实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参考。早在2019年，706就意识到了，伴随技术环境的革新，未来的5~10年中年轻人的工作方式、社交方式、居住方式会发生转型，创办了三个项目：706共享客厅、706生活实验室、706青年空间。可以发现，无论是共享客厅、生活实验室还是青年空间，围绕的主题都是公共生活，关键技术都是互联网。比较独特的地方在于，706会把线下活动的组织看作一次对话的机会，在组织线下活动的过程中，在微信群中提供大量的背景资料，激发群成员的交流和分享。
图片来源：706青年空间
可以发现，706使用的资源其实就是城市中的现有资源，只不过转化了对资源的使用逻辑，就提供了一种有活力的公共生活形式。公共生活的复兴与社会结构的转型其实是同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706的模式其实也是可以被城市中的诸多小金字塔效仿的。对于许多占据优势地位的小金字塔而言，这种效仿过程并不会太难，都有望成为推动社会结构转型的主力。
同样，我们可以围绕社区的数字化过程来协商价值尺度。这里的社区，未必就是地理意义上的社区，也可以是元宇宙社区。比如，当我们把面对面闲聊、跳舞、探讨自治方案、站桩、练武术等作为公共生活的主体时，我们讨论的社区，就主要是地理社区，对于地理社区来说，信息技术的作用主要在于增强、记录、保存和传播大家的公共生活；当我们把线上聊天、网游、短视频、线上社区治理等作为公共生活的主体时，我们所说的社区，就更多是元宇宙社区，对于元宇宙社区来说，信息技术不仅是公共生活的平台，同时也是公共生活的记录媒介、保存媒介和传播媒介。其实，地理社区和元宇宙社区有时候是同一的，有时候元宇宙社区会跨越地理阻隔，让更多的人群产生关系和对话。
事实上，当信息技术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底色，地理条件对我们生活意义的影响相对而言就降低了，这样，我们就减少了对物质环境的依赖，也就更加容易静下心来反思我们肉身所寓居的物质环境，从而拥抱新的价值尺度，逐渐挣脱工业文明的价值尺度。
需要注意的是，工业文明的价值尺度是效率导向的，所以量化是必要的，量化指标也就是当之无愧的硬指标，对于仍然生活在工业文明当中的我们来说，这件事情是需要有所自觉的。也就是说，如果仍然围绕硬指标构造价值尺度，我们永远无法摆脱工业文明的逻辑，也就不可能让社会朝向万花筒结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重视软指标，也就是质性指标，或者说定性的描述活动。
基于对信息技术的把握，我们不妨把公共性（通过互联网超越物质地理阻隔形成共在领域）、可传承性（通过互联网得到保存）与可持续性（减少化石能源消耗）作为社会结构转型的软指标。
比如，公共性可以通过观看数、互动情况、互动质量等因素得到初步的认识，同时也取决于社区居民对公共生活的预期，有的社区居民可能期待关注数量高，有的社区居民可能期待互动质量高，有的社区居民可能期待的就是有一个兄弟社区，大家远程关注、共同成长。可传承性也是类似，取决于社区居民对传承问题的认识，比如有的社区会非常重视编号和分类，对数字化内容进行编纂，就像编写一本书一样，这样后人阅读起来就很方便，就更容易继承前辈们的记忆。
可以发现，这两个属性都属于软性的评价尺度，难以用量化的方式进行测量，需要社区居民通过协商来达成共识。在协商过程中，不同的社区的数字化指标的命名显然也可以是个性化的，比如，在元宇宙化的游戏社区中，大家可以利用闲暇时间，构造形如青铜、白银、黄金、钻石的等级秩序来衡量社区的发展水平，大家讨论每个段位需要展现出什么样的特征，也未必就局限于我所说的公共性、可传承性和可持续性。同样，比较依赖地理条件的修真社区可以用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化神的等级秩序来衡量社区的发展水平。在这样的过程中，每个名词的具体内涵也就不依赖外人界说，而是由社区内部协商确认。当然，这个内涵是好还是坏，则是交由外部社区的人来评价，如果一个社区对自身等级秩序的内涵界定不靠谱，就很难得到大家的认同和关注。
相对而言，可持续性属于有可能得到量化的指标，但这个指标的定位也应该是软性的。以交通出行为例，如果规定大家每周最多交通出行多少次，这样就会扼杀生活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减少交通出行靠的应该是吸引，而不是强制。如果社区的线下聚会、元宇宙社区的线上交互成为了大家习惯的生活方式，那么大家就会自发减少对交通出行的依赖。
总而言之，对于社区数字化进程而言，软性指标是更重要的，如果硬性指标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社区的发展就可能远离了目的（提高公共生活的幸福感，增强活动的公共性、可传承性），而走向可测量的方向，社区的发展前景就很可能被诸多量化技术锁闭，再度被工业文明的效率逻辑所支配。如果要说可持续性，东非大草原人的过日子方式的可持续性是最强的，他们曾经生活了上百万年，但那样的日子几乎是无止境的重复，几乎算不上是生活。只有当软性指标占据了主导地位，只有当社区的公共生活成为一种值得向往的公共生活之后，我们对可持续性的谈论才是有意义的。
事实上，从现代城市的现有条件来说，绝大多数城市居民都能逐渐变成数字居民，重要的其实是这种过渡过程本身。如果我们采取硬指标过渡，那么城市居民的公共意识仍然无法觉醒，仍然无法回应现代文明所面对的挑战。如果我们以复兴公共生活为目的，通过故事与理念来引导，让社区自发形成内部的软性指标，就有希望发展出形形色色具有独特性的社区，让社区文化的多样性自然生发出来。
毫无疑问，这件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绝非朝夕之功。毕竟，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中，生活在业已存在的价值尺度当中，生活方式的转变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立即实现理想，而在于让理想作为理想而存在，让大家能够交流理想、谈论理想，让关于公共生活的理想变得越来越充实，让大家的生活能够逐渐趋近于理想的状态。
无论如何，我们要创造的，其实是一种向好的趋势。如果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成为了数字居民，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础上，开始追求通过言说和行动的方式展示自身的卓越，关注记录与传承，那么现代人的公共生活品质就会逐渐提高，大家的焦虑就会减轻，同时现代城市的可持续性就会增强许多。这样，我们回应文明挑战的能力也就会越来越强，我们在世界中生活的余地也会越来越广阔。
06、眼前的希望与遥远的理想
在城市居民向数字居民转化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非可能性问题，而是路径依赖和虚无主义态度。
所谓路径依赖，说的就是大家习惯在原有的赛道上竞争，原因在于习惯了这一赛道提供的尺度，不愿意接纳新的事物以及新事物带出来的新尺度，这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类普遍现象。虚无主义态度也就是凯恩斯主义所说的“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或者现代人常说的“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虽然我们可以说，长远来看，数字居民在数字生态城市中的生活是更加值得向往的，也是更加可持续的，但短期来说，这意味着社会结构转型，意味着城市居民探索并适应新的生活模式，这件事情本身是痛苦的、需要磨合的。路径依赖现象和虚无主义态度毫无疑问会在磨合过程中提供比较大的阻力，这是需要我们正视并且认真化解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眼前的希望”。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是揭示眼前就能看见的希望，并把这样一个希望连接上一个遥远的理想。
眼前的希望未必连接了遥远的理想，也可能连接上人的本能与欲望。比如健身，就是典型的“眼前的希望”——任何人都能通过举铁，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即肌肉变得发达。或许，练武术的会在健身过程中更加谨慎，原因在于健身这种局部训练的方式对“整劲”是巨大威胁，而且对肌肉的过度强调可能会导致对皮膜筋骨脏腑髓的忽视。或许，中医会说健身很多时候是健体，把气往四肢倾注，这就导致我们忽视了蕴养内脏方面的命功。但这些审慎的目光常常会被健身所带来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彻底压倒，细致的论述和讨论也就随之沦为边缘话语。同时，伴随主流消费主义话语的不断膨胀，肌肉与性感挂钩，健身与性爱建立了关系，年轻人健身的动力就更强了。通过好好锻炼身体，吸引性伴侣，让伴侣的性生活更愉悦，这也是一种利他（她）的表现嘛。伴随消费主义和繁殖主义话语的合流，相比文明能不能延续这样一个看似遥远的问题来说，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更关心的其实是什么时候能够谈恋爱，什么时候能够过上性生活。这是无可厚非的。其实，大多数人希望买房、买车、买化妆品、买护肤品也是陷入了类似的逻辑。
事实上，把消费品与性建立关系甚至进行绑定，在短期内，确实能为消费社会提供强大的消费动力，同样，消费驱动生产，这股源于性本能的消费动力最终带来的是社会消费品水平的高速发展。当然，消费品水平的高速发展趋势作为现代文明加速发展趋势的一个缩影，同样是不可持续的，毕竟无论矿产资源还是化石能源，都是有限的。
前文我们已经说明了，所谓社会结构转型，根本在于意识形态转型，也就是认清金字塔群结构的发展趋势，让社会结构向万花筒结构转型，这也就是说，大家的物质生活已经能够轻易得到满足了，应该开始关心更高的目的了，比如公共生活的幸福感、人类文明记忆的传承以及文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遥远的理想”。
这些更高的目的，其实就既关涉了眼前的希望，又关涉了遥远的理想，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家能够把这些希望看作实际的希望，在公共生活中言说这些希望，从而让这样的希望逐渐能够超越人们对“挣钱—消费”的渴望。比如，一个现代人有了两百万，其实就已经拥有了规划理想人生的经济储备，但有了两百万的人并不会自动变成理想主义者。因为路径依赖的缘故，拥有两百万的人更可能是活在原来的赛道中，把拥有一千万的人作为榜样并试图超越，毕竟，跳出已经适应后的“工作—生活”环境、在更大的世界舞台中来规划人生这件事情太过复杂，不仅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而且要有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勇气。
除此之外，路径依赖并不仅仅包含了个人的生活习惯，还包含了与身边人的羁绊，当一个拥有两百万的人想要实践理想人生时，这也就意味着他还需要寻找到这种理想人生与身边人的关系，不然他就完全脱离了原来的圈子。按照这样的思考，看见眼前的希望已经并非易事，用实践探索理想的人生就更加困难。
但其实，如果我们真正看清了眼前的希望，实践的道路未必如同我们想象的那般困难，遥远的理想也并非遥不可及。因为实际上，我们面对的不确定性本身也是有限的，而且，有时候距离反而会拉近我们和身边人的关系。原因在于，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向来就作为一个节点存在于小金字塔内部，存在于诸多小金字塔之间时，我们就能发现，自己的存在方式的蜕变将牵动整个世界的变化。当然，这也意味着责任，在勇敢追寻自己的理想之前，我们需要反复拷问自己的内心，反复确认自己的道路，因为人生不能重来。在公共领域彰显卓越之前，我们每个人都要走过一段又一段的问心之路，在问心之路上，我们身边的人可能会扮演各种角色，给我们设置考验，我们应该珍惜这些宝贵的考验，珍惜愿意给我们设置考验的朋友。
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写文章记录自身的行动，数字游民已经在互联网世界中形成了一座座小金字塔，或者说，每个数字游民都像一座小小的灯塔，为他人照亮道路：数字游民的活动不仅仅是唤醒城市居民对公共生活的记忆，他们也通过自己的实践，让城市居民看到更为丰富的“眼前的希望”，揭示能够带给大家幸福感的公共生活，同时，把这种幸福的公共生活与人类文明记忆的传承和文明发展的可持续性建立起关系。
这也就是说，意识形态转型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把什么和眼前的希望建立关系。
在过去，消费社会把性与眼前的希望建立关系，提供了庞大的社会发展动力，造成了当今生产过剩、加速发展的趋势难以停下又难以维系的局面。而现在，我们要有意识地把遥远的理想与眼前的希望建立联系，从而逐渐改变整个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
表面来看，这项事业就如同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但每说一句本真的话，都有一种回应时代挑战的快乐，每做一件本真的事情，都有做成一件真事的欣喜。而且，如果我们能够善用技术，积极拥抱现代技术向我们提供的可能性，那么这件事情未必如我们想象的那般艰巨。
可能当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支点，整个庞大的存在之链就开始为之翻转，就像昔日哥白尼围绕托勒密的偏心匀速点做工作，最终带来了人类世界图景的变革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