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束光照亮未來：AI 可能掀起第五次科技革命嗎？

1. 莫斯科的老同學們

1926 年初的一個週末，大雪紛飛的莫斯科，兩男兩女正徜徉在紅場上，歡聲不斷。這是來自東方千年古國的兩對戀人，此刻的他們剛從國立飯店Hotel National 出來。兩位男生都是二十歲左右，體型相近，身材不高但結實，年輕人的眼睛裡閃爍著一往無前的光亮，他們都喝了一些俄羅斯特產的烈酒伏特加，臉盤紅撲撲的，正在激昂地討論著什麼，中間還夾雜著一些發音不准的俄羅斯單詞：主義，階級，革命，布爾什維克等等，而身邊牽手的兩位美麗的女生正巧笑倩兮地看著他們，愛意濃濃。

肆意的青春和飛揚的激情把飄落在他們身上的鵝毛大雪都融化了，年輕真好。他們四位都是來自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班同學，兩位女生叫張錫媛和馮弗能（馮玉祥的女兒），而正在揮斥方遒高談闊論的兩個好朋友的名字是鄧小平和蔣經國。

誰能想得到大浪淘沙的五十年後，這兩位此刻風華正茂的恰同學少年，各自在中華大地的台海兩岸開始主政，竟然真的開始兌現他們年輕時的夢想：救國富強。儘管五十年的榮辱與沈浮讓兩個人在信仰上有了完全不同的堅持，但是有一點是不變的，他們都是務實的，希望帶領中華大地上的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1980 年初，鄧小平所倡導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給了過慣100 多年苦日子的中國老百姓體驗到了什麼是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畢竟社會主義不是貧窮的代名詞，其後的幾屆領導班子也是有條不紊的推進了這套已經被證明是可以“強國富民”的好方法，目前中國的GDP 能排名世界第二位，其核心原理也是符合了馬克思的理論體系的：生產關係必須符合生產力發展的。當十億人的生產力有開始迸發的潛能時，再抱著意識形態為主階級鬥爭為綱的那套，就好像你用一套龐氏經濟模型去套博弈類游戲那樣牛頭不對馬嘴。

後面的事兒大家都知道了，市場經濟的確立調動了民營企業的積極性，巨量的商業活力從野生的中國鄉鎮開始萌發，而中央層面定調的國企改革，分稅制，金融改革等配套措施也及時出現，全盤皆活。

而比鄧小平小六歲的蔣經國在台灣也做出了不起的成就。有過在大陸主政江西一隅並實現了“贛南奇蹟”的建豐（蔣經國的小名）同志，其親民和勤政在國民黨內無出其右，1975 年開始的十大建設，搭建了台灣整個基礎建設的框架，他的腳步也是遍布台灣的所有鄉和鎮，直到現在的民意調查，蔣經國在所有卸任和在任總統中的支持度上還是第一名。

1986 年，台灣地區平均家庭所得達到5000 美元，已經踏入小康生活的階段。蔣經國出乎意料地更加激進的推動了生產關係的變革，直接放手開放了黨禁和報禁，進入政治改革的深水區，感覺到時日不多的他在為台灣未來生產力的發展環境打基礎了。對於國民黨內保守派的抗爭，他的回復是：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我們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為了堅定國民黨內的共識，他不留情面的把島內的實權二號人物，代表了保守派的王昇流放到國外，王昇跟了蔣經國四十五年，一直負責情報和特務工作。蔣經國最後對著悲憤離去的王昇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一個人不下泳池，就永遠不會游泳。

而此時在北京的鄧小平，也通過了兩人共同的好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那個時代第三位傑出的華人政治家，見下圖鄧小平會見李光耀），給蔣經國捎去了一段問候，開頭就是“莫斯科的老同學”。兩位六十多年前在莫斯科分離後就再也沒有見面的同學，現在心心念念的都是兩岸統一的事情，但是國共兩黨將近100 年的愛恨情仇又豈是簡單的一句問候能輕易化解的？

1987 年蔣經國在感覺到自己快要油盡燈枯的時候，交代了三件後事，最後一件就是“兩岸必須踏上統一之路”。 1988 年，蔣經國在台北與世長辭，在北京的鄧小平聽到這個消息後沉默許久，緩緩的說“我不信國共之間不會有第三次合作的，可惜，經國死得太早了”。唉，此實為中華民族之不幸。

無論是政治改革還是兩岸關係，蔣經國是深謀遠慮的在給台灣未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奠定上層建築基礎，即建立可以匹配到下一輪生產力大發展的生產關係架構。在生產力方面，蔣經國同時也制定了以電子製造業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方向，以美國矽谷為範本，規劃開發了新竹科學園區，就是現在大名鼎鼎的“亞洲矽谷”，誕生了現在的芯片代工巨無霸台積電，還有世大半導體（大陸最大的芯片公司中芯國際的前身）等高科技技術公司。有瞭如此濃厚的研發背景和應用市場，此後五十年，出生於台灣的科技鉅子們才得以在世界舞台上風華絕代翩翩起舞，其中就有AMD 現在的話事人蘇姿豐，還有這兩天火爆全球的英偉達創始人黃仁勳。

2. 萬億美元市值的英偉達和工業革命

關於英偉達的故事，本篇不多贅述，有興趣的可以看下瓜田實驗室的另外一個長文系列《鏈遊的AI 革命》（三）電子遊戲，科技發展的隱藏發動機》

英偉達股價在2023 年5 月30 日達到了418 美元，成為第六家市值突破萬億美元的科技公司，股價暴漲原因主要是今年又開始大火的人工智能AI，特別是在5 月29 日（下圖）的一次展示會上，黃仁勳放了一段視頻，在一款雲遊戲裡的一個AI 模擬的NPC 人物，可以絲滑的和玩家在語音對話了，這讓玩了30 年遊戲的我喉嚨開始髮乾，手心開始冒汗，在興奮之餘隱隱有些恐懼，畢竟這幾十年，好萊塢科幻電影類似《終結者》《黑客帝國》系列的觀念輸出，已經在我們腦袋種下了一個觀念：這難道是地球生產力發展的最後一波了嗎？ AI 機器人將產生自主意識，然後成為這個星球的主人，碳基人類將成為上一代的地球霸主恐龍一樣，被矽基的AI 機器人給取代？

這樣的擔憂來自於這三百年人類科技的超高速發展，好像有點太過FOMO 了。大家看看下圖所示的人類誕生後的16000 年曆史的東西方社會文明發展程度圖，之前99% 的時間基本都是一條水平線，直到1776 年瓦特發明了蒸汽機，人類科技進入第一次工業革命，科技樹上亮燈速度就開始了狂飆猛進，以90 度的仰角向上爆拉。

這裡要重點強調的是，不要忘記了在1776 年，還發生了兩件能和蒸汽機並列的劃時代事件：美國《獨立宣言》的發表和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出版。

此三位一體奠定了人類進入現代科技文明的基礎：蒸汽機代表了物力開始取代人力，人類生產力被幾何級的釋放了出來；《國富論》給了噴薄而出的生產力如何應用的理論基礎：自由市場經濟；而《獨立宣言》確定了一種新的地域性管理制度：民主憲政下的三權分立體制和小政府，來確保生產力轉化的成果盡量落到有貢獻者的口袋裡。三者缺一不可，後兩者就是和生產力相輔相成的生產關係的實際體現。

在我看來，生產力就像一把寶刀，而生產關係就像刀鞘，刀鞘平常既保養著刀刃，還限制著它誤傷他人。兩者如果搭配的好，寶刀出鞘，出手如電，砍肉切面都不在話下，肯定強過“耗子尾汁”馬保國老師的閃電五連鞭。

教科書上說，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後的兩百多年裡，又發生了三次工業革命：1850 年開始的以內燃機和電力系統為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1950 年開始的以生物和航天技術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以及1975 年開始的以新能源，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等等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目前我們的時代還處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進程中。

而我一直認為就“工業革命”的定義上來看，第一次和第二次算是，而第三次和第四次應該算是“科技革命”了。從生產力發展上解釋，前兩次的工業革命是用高效的機器解放了人的雙腿和雙手，使得人們在物質生活的剛需上得到了滿足，進入了機器大生產的時代，並催生了新興的產業工人階級。而馬克思他老人家敏銳的捕捉到了這一信息，並推導出逐漸壯大的工人階級，必將和資本家階級因為勞動剩餘價值的歸屬問題產生根本性的矛盾，並鬥爭到底。革命家列寧就是採用了馬克思的理論，在俄羅斯大地上進行了一次社會實驗，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為了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相區別，他採用了計劃經濟的生產關係去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強調了所有財產公有，方便中央集權和調配資源。在一個經濟體準備從底部開始反彈時，這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生產關係是明顯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的，在西方市場經濟學派裡也有強調需要“大政府”更多參與市場的“凱恩斯主義”，二戰後的美國羅斯福新政和日本的岸信介新政，其實都是抄蘇聯的作業，在其時對於生產力的提升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因此在前兩次工業革命時期，在機器的助力下，生產力從底部開始迅猛發展，不同的生產關係對於生產力都可以起到不錯的促進作用，這就導致了當時世界上存在著不同意識形態的兩強：美國和蘇聯。

而目前我們正在經歷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是在用科技產品解放著人類的眼睛和耳朵，讓人們精神生活的需求得到進一步的滿足，是要去滿足馬斯洛需求理論更高的那個層級的。各個細分賽道從人工智慧，清潔能源，機器人技術，量子信息技術，虛擬現實和生物技術等百花齊放，原來生產關係中的計劃經濟已經不適用了。

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就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崩潰，頂層的計劃經濟專家們已經沒有能力用一個個表格去調配生產資料在如春筍般出現的各個新產業之間的流轉，就好像我們設計遊戲的經濟模型一樣，加幾個數值套娃可以讓token flow 運轉的良好，但如果加了一百個套娃，估計就連設計者都沒法搞清楚其間的流動規律了。

同時計劃經濟的另外一個副作用顯示了出來，就是隨著時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控制節點（特權部門）被定義了出來，總要有相關的團隊和部門去操作，決策權就越來越分散，需要養活的人就越來越多，不但尋租和懶政出現在了經濟循環體系裡，連生產資料都不夠分了：蛋糕的生產速度都比不上廚師的入職速度，蛋糕都拿去給廚師們當工資了，那食客們吃啥？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兩個朝代唐朝和宋朝，一個亡於批量生產節度使，形成藩鎮割據後造反；一個亡於三冗：冗兵冗官冗費，這些前車之鑑都是鮮活的案例。

就這樣計劃經濟最大的亮點——簡單、直接和高效慢慢消失了，而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學強調的是市場的自我修復功能和看不見的手在暗暗調控，盡量矯枉而不過正。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幾十年中，自由市場經濟完胜。所以還是感恩鄧小平的敏銳和格局，在1980 年的改革開放伊始，就定調了“市場經濟也是社會主義的一部分”，“黑貓白貓抓得到老鼠的就是好貓”。

大家可能沒有想到的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一開始就提綱挈領地定好了什麼目標和步驟的，其實也是一場社會實驗。中國一開始的改革是想學習東歐的那幾個國家走“鳥籠模式”，就是所有企業還是國有的，大權不放，小權讓度給企業去改善經營（這是當時另外一位領導人陳雲所主張的），結果東歐幾個國家的結果證明了這種方式還是無效的。

怎麼辦？更加務實的鄧小平拍板主張走一條前人未有的路，公佈了本次改革沒有時間表，沒有具體的路線圖，只有一個方向：讓老百姓富起來。並明確了就是“摸著石頭過河”，“乾了再說，錯了再改”。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才開始了升帆起航。配套的生產關係一旦確立，民營企業就異軍突起，解放了千年來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幾億還在刀耕火種的農民，中國的生產力開始了大爆發。在1987 年，鄧小平自己都總結說：鄉鎮企業的崛起是我個人沒有預料到的，許多同志都沒有預料到，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

如果說前幾次的工業革命的定義是以循序漸進地解放人類不同機能（機器解放了人類的手腳去滿足物質生活的剛需上，高科技產品解放了人類的眼睛和耳朵以滿足人們精神層面的需求），那AI 的出現有可能被定義成第五次科技革命嗎？就是通用人工智能會解放人類的大腦，讓人類的腦力從枯燥的重複訓練中釋放出來，去追求更高的科學理論，藝術或創作的高峰？或者，成為AI 的奴隸？有沒有更合適的生產關係刀鞘可以包容AI 這種新的生產力利刃？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