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央行數字貨幣試點工作的順利推進，眾人對其都抱有很高的期望。尤其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方面，市場上頗為流行的各類說法：認為央行數字貨幣是權力在數學上的映射，誰能率先推出央行數字貨幣，誰就能撼動美元霸權，大有“畢其功於一役”的意味。

此外，受國際局勢緊張的影響，人們對SWIFT的潛在製裁威脅頗有疑慮，為此希望藉助DCEP擺脫對SWIFT的依賴。目前這些觀點在市場上傳播很廣，影響不小，但其中的很多說法並不准確。

這就涉及一個重要問題：如何理性、準確地認識央行數字貨幣與人民幣國際化。

一、準確看待人民幣國際化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定義[1]，貨幣國際化是指一種貨幣的使用超出國家，在發行國境外可以同時被本國居民或非本國居民使用或持有。 Chinn 和Frankel還編制了國際化貨幣所具備的國際功能的一份清單，如下表所示[2]。根據這份清單，一種國際化貨幣能為居民或非居民提供價值儲藏、交易媒介和記賬單位的功能，這種劃分可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評估框架[3]。

2009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等六部門聯合發布《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標誌著人民幣走上國際化道路。經過近十年的發展，人民幣的國際使用穩步增加，國際貨幣地位不斷提升。具體而言，當前人民幣的國際化發展程度如下[4]：

（1）價值儲藏功能

作為各國央行的儲備貨幣，是貨幣國際化水平達到高水平的重要標誌。 2016年人民幣正式納入IMF的特別提款權（SDR），權重為10.9%，僅次於美元（41.7%）和歐元（30.9%），為人民幣未來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打下堅實的基礎。但目前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作用尚不明顯，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全球央行持有的人民幣資產僅為2,196億美元，僅佔全球外匯儲備的2%，排在第五位。

投融資功能也是貨幣國際化的重要路徑，也是當前推進人民幣實現國際化的關鍵。在直接投資方面，在“一帶一路”戰略的推動下，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迅速增長，由2012年的304億元增長至2019年的7600億元；而人民幣外商直接投資則由2012年的2535億元大幅提升至2019年的2萬億元人民幣。

其次是，在證券投資方面，由於我國資本市場的逐步開放，推出了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等開放措施；同時我國A股納入MSCI，為各國持有人民幣資產提供了契機。

根據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數據，截止2019年底，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的人民幣資產（股票和債券）分別為2.1萬億和2.3萬億，分別佔國內股票和債券總資產的4.3%和3.5%，反映出人民幣作為資產型貨幣未來還有很大增長空間。

（2）交易媒介功能

交易媒介功能的實現分為政府和市場兩種行為路徑。在政府層面，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國與泰國、日本、韓國等多國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截止2020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互換達到了3.47萬億元，較2009年的0.65萬億元人民幣有了較大的增長。

在市場層面，截至2019年末，人民幣作為經常項目下的結算金額由35.8億元增長至6.04萬億元，占我國進出口的比重也對應由0.02%增長至19%。然而在國際市場上，其他國家在國際貿易中使用人民幣進行交易的份額較低，截止2019年6月，人民幣作為國際支付貨幣的份額在全球跨境支付中佔比僅為1.99%，美元仍是主要結算貨幣。

（3）記賬單位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貨幣體系形成了以美元為主導，與歐元、日元等貨幣組成一籃子的貨幣錨。目前這一貨幣體系尚未被真正撼動，而人民幣並未真正成為錨貨幣。

因此在目前的國際貿易體系中，主要貿易和金融交易，尤其是大宗商品貿易均採用美元計價。特別是美元作為原油貿易的計價貨幣，佔據了全球90%左右的石油貿易結算的份額。不過目前中國也在嘗試開啟人民幣作為計價貨幣的國際化。

2018年3月上海證券交易所推出了以人民幣計價的原油期貨，截止2019年底，人民幣原油期貨的成交量占到了全球原油期貨市場6%的份額。此外，自2020年1月以來，全球鐵礦石三巨頭在鐵礦石貿易中開始採用人民幣結算。

同樣地，在債券融資領域，我國推出了以人民幣計價的離岸人民幣貸款、熊貓債、離岸人民幣債券等融資工具。目前熊貓債存量約為2437.4億元，較2015年的46.3億元增長幅度較大；然而離岸人民幣債券由於受2015年下半年起的人民幣貶值壓力，發行大幅萎縮，甚至出現零發行，目前其存量規模在2494.3億元左右，規模相對較小。

從上面的分析框架我們可以看出，儘管人民幣十年來的國際化進程有了長足的進步，但人民幣在價值儲藏、交易媒介、記賬單位等國際貨幣功能上均未充分發揮，未來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二、準確看待DC/EP與跨境支付的關係

目前，市場上對央行數字貨幣的最大期待在於DC/EP在跨境支付領域的應用，並以此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誠然，數字貨幣在跨境支付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

目前的跨境支付存在周期長、費用高、效率低等問題，比如當前的一筆電匯通常需要2-5個工作日到賬，在手續費上通常收取匯款金額千分之一的手續費，外加150元的電訊費；而基於數字貨幣的跨境支付則擁有明顯的優勢，不僅可以提高跨境轉賬的速度，而且降低匯款的手續費。

例如，若不考慮監管因素，僅從技術角度出發，直接使用比特幣進行跨境支付，那麼只需要10min即可確認完成匯款交易，並只需支付大約10元左右的手續費；此外，目前央行數字貨幣採用松耦合賬戶設計，這意味著用戶在使用央行數字貨幣時不需要綁定銀行賬戶即可進行轉賬支付，這對海外那些處於貧困偏遠地區，以及缺少傳統金融基礎設施（銀行）的本國民眾具有很高的吸引力。

因此，基於以上優勢，如果海外民眾均採用DC/EP進行跨境匯款或交易支付，那將提高人民幣在貿易結算領域中的使用量。

然而，我們也應當意識到，儘管上述藍圖很美好，但在實際推進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不少限制，這些限制都基於央行數字貨幣DC/EP的功能與特性，它涉及兩個基本問題： DC/EP的定位是什麼？使用場景是什麼？

在我國對央行數字貨幣的定位上，DC/EP被劃分為M0一類，這也是實至名歸，因為央行數字貨幣本質上就是電子現金，即把原現金的載體由紙質或金屬形式變為電子形式。

正是因為將DC/EP定位在M0，同時基於各方面考慮，DC/EP主要面向小額零售場景，並且根據賬戶類別在支付時具有金額和時間上的限制。

在當前日益發達的國際貿易中，採用M0實現“錢貨兩訖”（即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貿易模式在逐漸減少。外貿商們更多地是採用各類貿易融資模式（如保理、福費延、打包放款、出口押匯等），在這過程中基於信用而產生的貨幣，屬於M1，M2甚至M3的範疇，不是僅僅依賴DC/EP就能實現的，需要本國發達的金融市場給予支持。

其次，前文我們提到，一個國際化貨幣，必須在貿易和金融交易的結算和計價中佔有較大的市場份額。然而，DC/EP僅僅面向小額支付場景，這也意味著人們在貿易領域很難採用DC/EP進行大額支付交易，這限制了DC/EP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結算中發揮作用。

當然，即便DC/EP沒有上述限制，我們也不應該將央行數字貨幣看成跨境支付領域上的“萬能藥”，正如前央行行長周小川所言：

跨境匯款的不便利主要還不是技術上的障礙，不是技術選擇、技術系統上的障礙，主要是政策和體制上的障礙，....，一旦涉及到兌換就涉及到全球匯率體制的協調問題。 [5]

實際上，在前文我們也有提及，跨境支付領域目前的問題，絕不僅僅是技術上的問題，還有監管上的問題。

我們知道，資本開放和本幣自由兌換是一種貨幣國際化的前提條件，而這兩者又涉及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以及未來的改革。因為一旦一款貨幣完全實現國際化，即意味著國際游資可輕易獲得本國貨幣，在本國資本市場尚未發達的情況下，國際貨幣的發行國極易受到國際投機者的攻擊。

在當前我國尚未完全開放資本賬戶的情況下，人民幣在跨境支付上面有限制是必然。因此，我們不要簡單地認為只需要DC/EP即能實現人民幣的跨境自由流動，這還需要我國在國內金融市場的進一步改革（包括利率及匯率的市場化改革）、貨幣可兌換性及資本管制的開放。

三、央行數字貨幣的推出可以擺脫對SWIFT的依賴嗎

目前很多觀點認為：DC/EP的推出將有助於我國擺脫對SWIFT的依賴，這種說法是不准確的。這需要我們準確看待SWIFT及當前的國際清算體系。

SWIFT（環球銀行間金融電訊協會）是一個國際銀行間收付信息電文標準制定及其傳遞與轉換的會員制專業合作組織，為會員單位從事跨境收付清算業務提供快捷、準確、優良的電文傳送與轉換服務。因此，SWIFT是一個多幣種的電文處理系統，是國際清算體系中的電訊通道，而非支付系統。

目前國際清算體係由兩大部分組成：一是各國主導的本國貨幣的跨境清算系統，如美國的CHIPS（美元跨境清算系統）和我國的CIPS（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二是各國統一共享的國際收付電訊運行體系，如SWIFT。

在實際運行中，SWIFT與各國的跨境清算系統相連，才能實現跨境支付。以美國為例，美元的跨境支付結算，需要SWIFT同CHIPS，以及美國另一支付系統Fedwire（美元大額支付系統）相連，由SWIFT提供電文交換，CHIPS進行軋差清算，最終通過Fedwire完成結算，具體如下圖所示:

央行數字貨幣本質上屬於支付系統一類，而非電文處理系統，所以DC/EP根本無法取代SWIFT。事實上，自2012年以來，中國就開始建設自己的跨境支付系統CIPS，並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與其期待DC/EP在跨境支付領域上的突破，不如加快我國CIPS的建設。

當然，即便是CIPS系統，目前仍需要依賴於SWIFT。如果真正想要擺脫對SWIFT的依賴，中國需要重新開發一套類似SWIFT的電文處理系統。但問題的關鍵在於，SWIFT的電文格式已經成為國際統一標準，另起爐灶即意味著要設立新的標準，有多少國家願意使用該標準是一個重要問題。

實際上，目前國人對SWIFT擔心顯得有點多餘。

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SWIFT是一個國際性合作組織機構，而非特定國家的政府部門。一國在國際組織中的話語權，取決於本國的綜合國力與國際影響力。

目前隨著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機構加入SWIFT成為會員，中國已經成為SWIFT越來越重要的業務來源，得到越來越高的重視。美國可以憑藉自己的霸權通過SWIFT來製裁伊朗和委內瑞拉等國家，但很難通過SWIFT制裁我國。



四、正確認識央行數字貨幣與人民幣國際化的關係

從上文可以看到，一國貨幣的國際化涉及價值儲藏、交易媒介和記賬單位多方面，並非僅僅依賴央行數字貨幣在跨境支付領域的廣泛應用就能實現。

我們更應該清楚地認識到：一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根本取決於本國的政治、軍事、經濟、金融、科技實力形成的綜合國力，這絕不僅僅是因為貨幣的載體發生變化就能決定的。

正如美元之所以能成為世界貨幣，其背後是美元信用，是美國強大的綜合實力。只要美國政府的信用還在，綜合實力依然強大，那麼美元作為全球主導貨幣的地位就不會被動搖。

最明顯的例子，2018年委內瑞拉政府發行了一款名為石油幣的數字貨幣，並且每個石油幣都有委內瑞拉的1桶原油作為實物抵押，這已經實現了“數字與權力”的映射，但委內瑞拉政府獲得了搶占金融控制權的先機了嗎？

並沒有，甚至受美國的製裁以及本國經濟惡化的影響，出現本國居民大量拋售石油幣的現象。

要真正地實現人民幣國際化，我們還需要在國內金融市場上推動利率、匯率等市場化改革、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推進資本項目的開放。這是一個系統性的複雜問題，處理不妥當會影響我國經濟金融的穩定，因此需要根據國內的實際情況逐步推進，而並非央行數字貨幣“畢其功於一役”就能完成。

DC/EP確實在跨境支付上具有優勢，甚至在未來隨著DC/EP在支付時間和金額等限制上的逐步放開，將推動人民幣在貿易和金融交易結算和計價上的國際化。

但更重要的，是進一步推動我國經濟和金融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和開放，提高我國在全球的經濟地位和綜合國力。如果我們僅僅將人民幣國際化寄託於DC/EP在跨境支付領域的優勢，這就像我們將一場艱難戰爭的勝利寄託在一兩件新式輕武器上，是不切實際的。



參考資料：

[1]Kenen，Peter，“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An Overview”，Paper，Bok-BIS Seminar on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Lessons from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prosects for the futurein Asia and the Pacific, Seoul, 19-20 March, 2009.

[2] Chinn，Menzien and Jeffrey Frankel, “Will the EuroEventually Surpass the Dollar 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

”NBER Working Paper No.11510，2005

[3] 高海梅，余永定，人民幣國際化的含義與條件，國際經濟評論，2010年第1期

[4] 譚小芬，王瑞賢，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經驗借鑒與道路選擇，新視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戰略，2020年5月

[5] 周小川：跨境匯款的不便利主要是政策和體制上的障礙，新浪財經，http://finance.sina.com.cn/meeting/2019-11-08/doc-iicezzrr803963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