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的最初幾個月,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迅速蔓延。到3月份的時候,它已導致全球幾乎每個地區的日常生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最常規和最熟悉的活動都不再被允許,或者受到嚴格、強制的限制。在許多人的記憶中,2020年是一個主要在室內度過的年份。

在新冠疫情導致的所有巨大的社會轉變中,很少有像向遠程工作的轉變那樣廣泛或意義重大。由於只有少數必要的工作者繼續會前往到他們的工作地點,許多經濟部門被迫尋找方法來保持快速運作。值得慶幸的是,他們能夠利用在過去十年中逐漸出現的一系列工具,特別是雲存儲和視頻會議。事實證明,對許多人來說,物理距離實際上並不影響他們的工作。

一年半後,世界繼續與新冠的持續影響作鬥爭。在許多國家,某種形式的封鎖措施仍然存在,死亡人數與新冠疫情最初幾個月一樣高,甚至更高。然而,與此同時,人們正在協同努力,設想新冠過後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在一些地區,人們期待著恢復正常,餐館和夜總會已經重新開張,體育賽事和節日已經恢復。但在其他情況下,人們對迅速和直接地恢復原狀的意願不大,這一點在工作方面尤其如此。  

正如我們在下文中會看到的,遠程工作已經被證明對許多工作者大有裨益,他們對遠程工作給予他們的更大程度的自主權和自由,以及大量增加的自由時間感到高興。事實上,有一種明確而普遍的感覺,即工作者和企業都已無法再回到過去。不過,雖然人們越來越一致地認為疫情已經永久地改變了我們的工作方式,但這種轉變的最終結果尚不清楚。  

我們正處於一個決定我們工作方式的關鍵時刻。在這個時刻,我們傳統的工作方式被中止了,我們不得不考慮我們要如何向前邁進。後新冠時代的未來工作會是怎樣的?我們希望的“新常態”是什麼樣子的?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討論新冠及其帶來的影響將如何為我們提供一個契機,去創造一個更加靈活、敏捷、平等以及環境可持續的工作模式。  

但這種契機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相反,要讓這樣一種全新的工作方式成為現實可能需要我們重新思考企業組織方式帶來的社會變化以及這背後的支撐性技術。正如我們在下文中將看到的,遠程工作對高度中心化的技術基礎設施的依賴,可能會將未來的工作失去很多最令人期待的可能性。  

新冠和遠程工作革命 

新冠疫情對工作(尤其是數字化驅動的“知識工作”)的影響規模怎麼強調都不過分。 2020年4月, 英國國家統計局(ONS)發現,46.6%的就業者當月至少有部分時間在家工作——對於從事專業職業的人來說,這一數字高達近70%。相比之下,只有26.7%的人在2019年進行過遠程工作。美國的情況也類似。皮尤研究中心在2020年10月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在那些工作可以主要在家裡完成的人中,71%的人目前在遠程工作。如果我們研究下花在工作上的時間,其影響甚至更加明確:在疫情之前,美國人花在家裡的工作時間佔5%。到2020年春天,這個數字是60%。  

為了適應這種工作模式的突然轉變,公司被迫加快對數字解決方案的採用。根據云通信平台Twilio的研究,“新冠將企業的數字通信戰略平均加快了6年”。同時, IBM的一份報告指出,64%的企業“轉向了更加基於雲的業務活動”。正如我們之前在博文中討論的那樣,這種轉變支撐著雲計算市場在未來十年的大規模增長,而這種增長是可以預測的。  

雖然許多關於新冠對遠程工作的影響的討論都強調,它只是加速了已經在進行的趨勢,但這種論調低估了這一變化涉及規模之龐大。正如《經濟學人》所言,“加速”一詞,在某些程度上是對由新冠引起的“辦公室工作模式的大規模崩壞的糟糕描述”。雖然許多用於支持遠程工作的技術早已到位,但在大規模採用這些技術方面存在著一系列社會和組織障礙。正如上面引用的IBM報告所說,“在新冠之前,許多組織似乎不信任他們自己的技術能力,並懷疑他們自己的勞動力的技能”。然而,一旦新冠襲來,“以前阻礙實施的障礙被輕描淡寫地置之不理”。


今年3月,微軟對過去12個月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分析,其結論是混合工作將是“下一個偉大的顛覆”。他們的研究強調,在疫情期間,微軟自己的軟件使用量增加,特別是Office和Teams(這也可以理解)。處理Office文檔的人數同比增加了66%,而Teams聊天量增加了45%,每週Teams會議的時間增加了148%。然而,最能說明問題的發現是,73%的員工希望在疫情之後,靈活或遠程的工作方式仍然存在。

如果考慮到廣泛報導的這種工作方式對工作者的好處,這種對遠程工作的熱情是可以理解的。根據Owl Labs最近的遠程工作狀況報告,82%的在疫情期間遠程工作過的人認為這對他們的心理健康更有利,83%的人說他們能夠更好地管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84%的人說他們總體上更快樂。這一點不令人驚訝:2019年美國的平均通勤時間為單程27分鐘,而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 開放式辦公室的噪音水平會對生理壓力水平產生重大影響 

這些不同的統計數字,作為一個整體,提供了一個變化中的世界的畫面。我們正處於工作方式的持續革命之中,其結果仍不確定。但是,這種劃時代的轉變的影響已經被感受到了——儘管其方式也許出乎意料。顯而易見的是,在新冠疫情的早期,向遠程工作的轉變可能有超出工作者健康和福祉的好處——而這些好處是任何“新常態”都應該努力維護的。事實上,人們很快就發現,廣泛採用遠程工作可能是解決氣候危機的根本。  

遠程工作和氣候危機

關於新冠疫情的集體記憶將被2020年3月充斥在社交媒體和報紙頭版的圖像所深深烙印:荒蕪的城市中心、空曠的道路、沉默的購物中心。隨著政府實施了嚴格的限制,似乎一夜之間,最繁忙、最擁擠的城市空間在全世界範圍內都變得異常安靜。

這些令人難忘的圖像(沒有遊客的紐約時代廣場、莫斯科紅場上有兩個孤獨的警察在巡邏),有一種不可避免的末世感。這些都很符合人們想像中的世界末日的樣子,在新冠疫情的早期,這些圖片的病毒式傳播促成了一種廣泛的焦慮和厄運感。  

然而,城市的突然靜止很快就開始顯示出它不那麼不祥的一面。很明顯,在洛杉磯、德里、雅加達和北京等地的照片中,消失的不僅僅是人潮。通常無處不在的、無法逃避的霧霾雲也消失了。隨著飛機繼續停飛,汽車離開公路,運輸服務減少,天空開始放晴。  

這有力地提醒了人們交通對環境問題的重大“貢獻”,從城市空氣污染到全球氣候變化。在疫情之前,運輸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約佔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在美國等汽車擁有率較高的國家,這個數字甚至更高。 2019年,運輸業占美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9% ,成為最大的單一貢獻部門。

因此,那些醒目的荒廢城市的圖像很快就代表了其它東西,而不是引起恐慌的末世到來的跡象。它們成了一個眾所周知但卻很少有人注意的事實的直觀、直接的代表:只有徹底改變我們的社會結構才足以解決氣候危機。  

雖然新冠疫情迫使我們暫時發生這樣的變化,但這是否會轉化為持久的轉變,則是另一個問題。海豚迅速回到博斯普魯斯海峽,天鵝迅速回到威尼斯運河,這讓一些人相信,自然界將迅速從人類造成的破壞中恢復過來。但這種過度樂觀的態度很快就變成了嘲弄的對象。 “自然界正在治愈自己” 迅速成了一個網絡熱梗,它有力地諷刺了這樣一種想法,即短暫的停頓就足以消除幾個世紀以來對環境的破壞。


相反,我們需要的是大膽的長期規劃,利用疫情的破壞性影響,把它作為一種刺激,來實施重大的、持久的變革。這包括改造城市中心,以方便更多騎自行車的人而不是車輛,並改善行人的路況環境。例如,“15分鐘城市”的概念(居民所需的一切都可以在一刻鐘內通過步行或自行車到達)被宣揚為重塑巴黎市中心的一種方式。這只是在我們想像疫情過後的生活時,許多大膽的想法之一。  

但是,如果我們回到疫情前的工作模式,任何這樣的變化都是站不住腳的。任何對城市空間的重新想像都將依賴於道路交通的大幅和持續減少。雖然這一點可以通過推廣騎車出行和改善公共交通基礎設施來部分實現,但只要恢復到疫情前的通勤水平,都將使這種雄心在中短期內無法實現。正如COP26峰會提醒我們的那樣,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時間確實是至關重要的。  

事實上,如果這種緊迫性還不夠清楚的話,只需要注意到一點:截至本月, 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經幾乎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  

當然,向遠程工作的轉變本身並不是氣候危機的解決方案。事實上,它甚至不是一個固有的有益步驟。事實上,遠程工作所依賴的許多技術(尤其是雲計算)在其目前的情況下對環境有很深的影響。如果向遠程工作的過渡要成為氣候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種過渡是如何發生的,以及它所使用的技術。  

結論 

正如我們在上面看到的,大規模採用遠程工作不僅有可能改善世界各地工作者的生活,而且還能為解決氣候危機作出貢獻。然而,在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我們將看到目前支持遠程工作的技術並不能達到這一理想。如果我們的“新常態”繼續依賴於高度中心化的網絡基礎設施,那麼我們對未來工作的一些最大希望很可能不會實現。相反,我們需要為遠程工作革命設想一個真正去中心化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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